最后诊断
最后诊断(一)
王寒生
年6月16日，我去省医学会参加一个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会，两周前就接到了相关资料及书面陈述和答辩。上午复阅了病理切片，下午一点半准时到了医学会。那天，很热，太阳像个大火球挂在浮躁的城市的上空。刚从明晃晃的烈日下走进阴凉的大楼走廊，眼前一片黑，等视网膜完成了暗适应，正要开始东张西望地找房间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这儿，在这儿，快来，时间到了！”在幽暗的甬道深处，一白衫白发的长者向我招手，定睛一看，闪着白光的是我的老师Z教授，站在一个开着门的会议室门口，他七十多岁了，曾当过一段医大附属一院的副院长，那时几乎每天都有外院的医生、患者拿着切片盒围在院长办公室门口，等着他会诊，根本无法进行日常的行政工作，他也因割舍不下自己从事了大半生的专业，硬是要求回科室重操旧业，把自己还给了患者。
是啊，院长有很多，或者说有很多人都能当院长，可Z教授只有一个！他能准确果断地做出最后诊断，由于早诊断早治疗，为许许多多的患者赢得了生命的时间;他能纠正下级医生的错误诊断，避免了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情。他每天提前1小时到办公室看书，治学严谨，桃李遍三秦，对患者和蔼可亲，对后学非常严厉，言辞尖刻不留情面。但，我们都崇敬他，挨了他的刻薄也不生气，他是我们的靠山。凡是拿不准的疑难片，我们都拿到他那儿去，如果和他诊断意见一致，我们就很得意，对患者交待病情时也有了底气。如果不一致，他就会饶有兴致地和你认真讨论，争论，不管对错，受益匪浅。一般来说，我们都以他的意见为准，他经验丰富学识渊博。（有时对他的诊断意见虽不太服气，不大认同，但也有官儿大表准的心理，听他的没错。），他最近才从著名的美军病理所回来。
“老师，您来得早。”我惴惴不安地说。“我不像他们，大教授啦，踩着点儿来，你看。”他指着大门口说。啊？还有在我后边的！我安心了，不再惴惴，高兴地回头一看，杂沓地脚跟脚地互相寒暄着走来其他几个由医患双方从专家库里随机抽出的库存专家。他们看到老爷子比他们先到了，都噤了声，低头抬腕看着表，有点讪讪的。一一签到后，走进会议室落座。人都到齐了，学会负责人L处长又核对了一次鉴定组成员的姓名专业职称所在单位，确认没有需要回避的对象后，按惯例宣布了纪律和要求，不外乎是公正科学保密等等，然后让大家推选一名组长，我们不约而同地刷地一下目光齐聚Z教授。
勿庸置疑，老爷子是当然的人选，一来因为他在本省医学界德高望重，更主要的是今天打的是和病理诊断有关的官司。他在西北五省病理学界是学术泰斗，很有威望。大家选他当组长，老爷子到也当仁不让，一副舍我其谁责无旁贷的样子，站起来欠欠身，说：“那好，今天就这样了，以后不要啥事都往我身上推，谁给咱们当书记员？”“那个年轻的！”他们说的是我，其实我根本不年轻了，只是那天我穿着橄榄色的丝织套裙，新买的那年很流行的杏色高跟凉鞋，长卷发（原因后叙）。也许显得比他们年轻点儿罢了。Z老师说：“小王，得成？”“嗯”“那就开始吧，请双方当事人进来！”
最后诊断(二)
王寒生
尽管已经提前了解了患者的一般情况和要求鉴定的原因始末，但当迎面的会议室的门被推开后，前面艰难地趿拉趿拉地走进拄着破旧的木质双拐的、神色疲惫颓丧苍白虚胖的、穿着汗湿的旧蓝布工作服的中年男子—患方和紧步其后的朝气蓬勃的穿着合体的夏季军装的两位年轻俊朗的医方代表，残缺与健康都是如此地刺目，相映增效的残酷的现实，虽然多年来见惯了生老病死，可还是不能不令我心头微微一震。
他们分别在指定的席位上坐下，L处长先向鉴定组介绍：患方—患者本人，医方—某医院医务处副主任和骨科现职副主任。又向双方当事人介绍鉴定组成员及组长，并出示省厅颁发的证书，和本次鉴定的申请书、委托书。当他们表示没有应该回避的对象，对鉴定程序和鉴定组的人员构成没有什么疑义后，L处长退出，鉴定会正式开始。
专家鉴定组组长主持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和理由，患先医后。患者说：十九年前因右腿膝关节上方包医院，被诊断为恶性神经鞘瘤而行右髋关节离断术。他认为如果是恶性的，在手术时，应该已经有肉眼看不到的转移了，何以十九年间未发现转移灶？如果不是恶性的，为什么给他截肢？少了一条腿，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二十多岁从三线回来后在一家印染厂工会工作，肢残后，就只好一直在家休劳保假。近几年，纺织工业夕阳西下，厂里的劳保工资很低，使他的家庭生活陷入困境。他和他的律师查阅了很多关于本病病理学诊断的资料，那些资料上说，该肿瘤的诊断极易误诊，他请求重新诊断。（原诊断是经另一权威L教授确诊的，Z老师和他在一些理论问题上虽有学派之争，但在临床诊断上，却都以理服人不执门户之见。）接着医方代表陈述了整个诊断治疗（包括手术）过程。认为：正是因为诊断正确，治疗及时彻底，所以，患者才得以存活至今。难道说是癌都治不好，治好的都不是癌？……
然后，专家组就有关问题提问，并现场进行医学检查。先看患者，我们离席，围在那中年男子四周。他拄拐站起，用一只手解开外衣纽扣，只见他像小学生斜挎书包一样，一条磨毛的断掉重又接起来的皮带从胸部斜下吊着沉重的粗糙笨拙的假肢，用一另皮带横系腰间将其固定于躯干。那假肢，在我看来根本无法辅助运动，只能起个支撑作用，是个摆设。他边让我们看，边诉说他的苦衷他的艰难他的无奈，当他说到当年他在三线时是宣传队的，还跳过《白毛女》里的大春儿，因为会跳舞，调进工厂后才叫他去工会工作时，眼前的他如何能与奔跳腾挪地舞蹈着的大春儿联系起来啊！看到我们诧异惋惜的神色，他热泪盈眶，无语哽咽。
双方当事人退场。
Z老师把病理切片放在一个多头教学显微镜的载片台上，他转动推进器，让我们和他一起重新阅片。并让我们把每个人提前阅片时，认为可以构成诊断依据的镜下观，用指针，指给他和大家看。
最后诊断(三)
王寒生
十九年前的手术切除组织经选材，脱水，用石蜡包埋成一个个蜡块后，用切片机切成的约6微米厚的切片平铺在载玻片上，经脱蜡、染色后用盖玻片盖好，并用树胶密封。十九个寒来暑往，虽然有些退色，但切片平展无皱褶、无重叠、无气泡，仍能看出当时的切片是甲级片，高质量的切片无疑是正确诊断的一个首要条件。
病理学诊断要鉴别的是：是肿瘤还是非肿瘤；如果是肿瘤，那么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恶性肿瘤，那么恶性程度是大还是小；肿瘤来源于什么组织；手术断端是否切净等。病理学诊断是决定治疗原则，判断疗效和患者预后的重要依据。疾病的病理学诊断又称最后诊断。
我刚到学校工作时，是内科学教师，同时兼任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教学，恢复高考后，我在基础系主要承担生理生化学的教学任务。因为能带几门医学基础课，病理学教研室的老主任W老师当了院长后，为加强基础学科的建设，一定要把我调到病理学教研室去（他早期毕业于协和，是我国著名病理学家胡正祥的弟子）。
我不大想去，因为我更喜欢讲授人体各系统的功能和影响功能的因素，而不是讲解患病机体的组织结构变化。一天晚自习时，他和我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因偶然的因素轻易地改变了我的专业方向。
他用一口温和的陕西话说：“小王，听我给你说，病理学是从形态结构的角度，去研究疾病的，形态学的改变是临床症状和体征的发生基础。所以，它是基础课和临床课之间的桥梁，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病理学教研室也是咱们学校的重点教研室，这些你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我的内心独白：你是搞病理的，当然说它最重要。）“小王，听我给你说，你基础好，我才挑的你，我告诉你，最终解决肿瘤病因和发病机理的，还得是我们病理学工作者！”他自豪地说。（我的内心独白：挺伟大的，但也太任重道远了。）“要调，就把我从基础调回内科吧！”“小王，听我给你说，搞基础比搞临床容易出成果。”（我的内心独白：又不是研究所，除了教学方面，也没见您老人家有多少成果。）“小王，听我给你说，一个女娃家的，教临医院带见习啊实习啊的，搞基础有实验室就行。不用出去跑，还可以照顾孩子嘛。”（我的内心独白：我愿意下去带见习，我愿意更直接地参与救死扶伤，孩子有人带。）“小王，听我给你说，搞病理即可以留在学校搞教学，医院搞临床病理诊断，腿长。”哎，到是最后这句话打动了我，医院和我在的学校分别在这个城市的一东一南，他每天孔雀东南飞，很辛苦。听了W院长跟我说的话，我暗思量：也好，等时机成熟翅膀硬了，医院，就飞了。老院长看我终于点头了，拿出一份文件,高兴地说：“你看这是给你争取的，有个进修名额(其实是个研究生课程班)，听我给你说，你抓紧时间复习一下，去参加考试。”他又说了好多“笑王，听额给尼舍”（陕味普通话）把我说到病理学教研室去了。
最后诊断(四)
王寒生
就这样，82年我去了病理学教研室。92医院，专事临床病理学诊断。
病理学教学，讲的是各系统疾病的病因、发病机理、病理变化、临床表现、治疗原则等。而临床病理学诊断，是应用病理学理论和方法，通过尸检探究死因，以印证临床诊断，从而提高诊断水平；通过活检为某一疾病做出最后诊断，以据此选择治疗手段、判断疗效。如果说病理学教学是讲怎样用枪，那么临床病理，就是实弹射击，看你能否中的。而且必须命中靶心。这对我来说，又是一次新的挑战，但我坚信，没有学不会的，只有不肯学的，在扎实的基础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医院的那段时间，每当夜晚来临大家都窝在松软的沙发里看电视的时候，每当周末大会议室里舞曲悠扬的时候(医院还有舞会呢)，我都在办公室用显微镜观看50年来保存的所有的典型切片和经过会诊的疑难切片、教学切片。工作衣还没有穿旧，两个袖子先磨破了，换了一件，没多久又破了，洗衣房的老同志发现就用两块白布把袖子补好，又发给我。一次院长召开一个有媒体参加的座谈会，无意中发现我穿着有补丁的白衣，医院的院容院貌，会后，她批评了分管后勤的副院长，又表扬了我，令我很是有点儿过意不去。
病理科的窗外有一株玉兰树，看着她一年年花落花又开，春去春又来，可是人的生命却只有一次，每个医生对生命都应心存敬畏；每个医生对像无助的婴儿般依赖你的患者，都要有“医者父母心”。这样，仅有微笑是不够的，还需要像白求恩医生那样对技术精益求精。
当病人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切口上覆盖着盐水纱布，术者半举着戴着沾着血迹的消毒手套的双手，急切地等待着病理科的冰冻切片快速诊断，以决定下步手术方案的时候，当患者家属忧心如焚地围在病理诊断室外期盼着最后诊断结果的时候，任何一个脱了白衣在生活中多愁善感，优柔寡断，风花雪月，柴米油盐的别人眼里的弱女子，此时都会变成杀伐决断的将军，医院一脚在法院的“两院院士”。
最后诊断(五)
王寒生
十七年的教师，十五年的医生，退休后来到深圳做医疗行政工作，差不多四十年都在疾病和病人中度过了，其实病人是医务工作者最好的老师，你的第一刀，第一针，第一张处方，都是病人对你无比信赖的结果。他们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成就了一个医生的成长。他们才应该被叫做上帝派来的天使。
医院，一脚在法院的意思是：如果最后诊断有误，将良性肿瘤断为恶性，临床医生据此做了根治性切除手术，使患者无端丧失了一个器官/功能甚至残疾；反之，将恶性的断为良性，延误了治疗；像这样对患者产生了损害的医疗事件，就是医疗事故，就很可能进法院。所幸，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因为这个原因当过“院士”。另一层意思是：由于病理学的特殊检查手段，有义务协助司法部门的工作。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也当过“院士”。
年的下学期没有我的课，w医院进修。医院病种丰富，更主要的是因为那里有个很厉害的Ⅹ老太，她在病理学界的权威性和Z教授不分伯仲，w院长让我跟她学习一学期。春节刚过，我背着书包，拎着显微镜就去了。到了病理科，找到X老太的办公室，小心翼翼地敲门进去，花白头发的Ⅹ老太坐在一个硕大的工作台边，眼睛贴在显微镜上，抬都不抬，说：“老W介绍来的？就坐对面吧。”我就必恭必敬地坐到她对面的椅子上，她边看镜子边说：“我现在主要在搞恶性淋巴瘤的分类，每周还有两天去会诊中心，你就顶我做日常的外检。”“我主要是讲大病理的（各系统疾病的病理学），外检您还得带我。”“老W可跟我说是给我介绍了个后起之秀苗子来给我帮忙的，怎么？日常外检还得我带？”“上皮组织还行，软组织种类太多太难，怕不行”。“那好，片子出来，你先看，疑难的留给我，我给你把关，怎么样？”“嗯。”我放好显微镜，想整理一下桌面，摆放我带来的参考书。“别动！一会儿我自己归置，心里有数。别人一动，就乱了。”“我知道，您这叫外乱内不乱。”“哈哈哈，你们当教师的就是会说！”她站起身来，伸伸胳膊，扭钮脖颈，矮矮的个子，圆墩墩的，但目光炯炯，很有精气神。难怪科里的人都说她：连咳嗽，都比别人的声儿大。“明天再来吧，把长头发盘上，戴工作帽，换软底鞋，在医院和在学校可不一样啊。”“嗯，知道了。”
最后诊断(六)
王寒生
从此在X老太手底下开始了临床病理医生的一页。她很敬业，午休也不回家。她和她的老伴儿—医院工作的放射科W教授，分别挤在食堂打饭的队伍里拿着碗筷排队，Ⅹ老太爽朗的笑声在白菜萝卜的气味里飘荡。饭后，她就在办公室里的一张检查床上午睡，她让我也睡在门边候诊的长椅上（因为我是本市的进修生，不给安排宿舍）。我试着睡了一次，她鼾声如雷，木椅又硬，根本就睡不着。于是，每天食堂吃完午饭，我就去逛街，去城门外溜达，赶巧了还能在和平电影院看个午场电影，但每次都看不完上班时间就到了。有一次，我的搭档技师小H和我去看《第一滴血》，很抢手的票，为了把电影看完我医院传达室老大爷那儿，回来的时候，先偷偷地把白大衣穿上，再悄悄地从侧门的楼梯溜进科里，没想到只顾低着头上楼梯，剩最后一级了，一抬头，看到Ⅹ老太生气地插着腰站在楼梯口，堵着我俩呢。“不知道下午该你们组胃镜小标本取材吗？站一下午的台，中午不休息能行吗？那么多瓶瓶罐罐的，张冠李戴了怎么办？”后来，她就每天中午回家(医院的后院)，把那张床腾给我，让我必须睡午觉。
一天，来了个警官，市公安局技侦处的，陕西绥德人。他说：“额经常来你们这搭儿，额和X老师合作多年了，你的情况，X老师都跟额说了，上次你和X老师一起做的那个尸检病理报告，对额们很有帮助。额们那搭很缺个搞法医病理的，你看你愿意去不？愿意，下礼拜咱就上会，来个雷厉风行。”“愿意！”我想也没想脱口而出，“法医”、“侦察”这样的字眼对曾看了全套福尔摩斯、克里斯蒂.阿加莎、森川诚一的我实在太有诱惑力了。“那额问再你两个问题。”“好啊，问吧！”他说：“结婚了么？”“结了。”“有娃了吗?”“有一个。”“那就好，就稳定了。”警官说完就走了。
最后诊断(七)
王寒生
我想着将来能去从事充满神秘色彩的工作，很高兴地请了假，从城里跑回城外的学校去，准备写个请调报告交上去。一进校门遇到了和我关系很好的ZSL老师，她原来是检察院的，后来调到学校教政治。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告诉她，我准备去当法医了。她一听，一把拉住我，走到树丛中的一块石凳上坐下，神色凝重地说：“你不适合！法医病理，不光是在实验室，还要出现场，形形色色的惨烈刺激会影响你愉快平静的生活。另外，权与法的问题，很复杂……你不适合。”接着，她又举了好几个现场实例（略），说：“你的特质最适合当教师。”ZSL老师的话，像给我泼了一瓢冷水，使我从幻想中，从侦探小说中回到现实。
我冷静下来，认真想了想：真要搞法医病理，还得再去进修，因为医疗专业病理讲的主要是生物性病因导致的病变，而法医专业病理主要是探讨理化因素导致的形态改变；改专业，还要重新学习。另外，再过一年就要职称晋升了。更重要的是，我问我自己：是否有面对触目惊心时的沉稳，纷乱浮躁时的冷静；层层迷雾前的犀利；扑朔迷离时的洞明?我心虚了，我想，我没有，起码是现在没有。于是，便痛苦地打消了这个念头。医院，踏下心来，继续跟着X老太学习。
我很怕那个警官再来，心里盘算着怎样答复人家。一天黄昏，我随着医院大门，就看到他在路对面的小卖店窗口拎个瓶子打酱油，我打算从他背后匆匆溜走，没想到，他一回头，就看到我了，从窗口下面的台阶上走下来，说：“不来就不来了嘛，躲个甚？X老师已经告诉额了。她再帮额物色个男娃娃。但是，合作还是要合作地，给你弄个法医证证，咋相？”“嗯。”
最后诊断(八)
王寒生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这个姓D的警官合作了许多案例，记忆最深的有两例，因为是年轻姑娘，冰冷而依然娟秀的面容令人痛惜而难忘。
不该凋谢的花朵一：女，20岁，于上午9时30分因下楼梯时不慎踏空而跌伤左腰部，医院就诊，以左侧第三腰椎横突（椎骨上的小骨性突起）骨折，收入院。一般情况尚可，可步行。予2级护理、卧床、口服中药、化验血尿常规等处理。中午12点诉腰痛，予去痛片口服。下午3点伤者觉胸闷，腰痛，坐卧不安，5分钟后主诊医生查看伤者，查血压偏低，脉细弱，血色素8.5（正常11.5以上）。予以平卧位，输液等治疗。5时向科主任汇报病情，怀疑有肋骨骨折，但X线检查未见骨折征象。主任同意治疗方案，提出注意观察病情变化，但未到病房查看伤者。下午6时，伤者病情恶化，出现呼吸困难、烦躁不安、面色苍白、肢冷、神志不清、血压测不到，6点10分呼吸、心跳停止。予吸氧、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压、注射肾上腺素等抢救。6点27分伤者经抢救无效死亡。
尸检：左侧腹膜后见大量暗红色血液及凝血块约ML，左肾见多处挫裂伤及肾组织挫裂碎块，有凝血块附着。结论：死者系因左侧腰部受钝力作用致左肾严重挫裂破碎大出血休克死亡。
鉴定结论：有关医务人员对闭合性腹部或腹膜后脏器损伤缺乏认识与经验，对血容量不足的表现（血压偏低、脉细弱、胸闷等）未引起足够重视，没进一步检查，没有进行积极有效的抢救，导致伤者因延误诊治，错失抢救时机，出现失血性休克而死亡。违反诊疗护理规范，过失造成伤者死亡，属一级医疗事故。
（小姑娘是大二学生，周日在宿舍穿拖鞋与同学在楼梯上嘻笑打闹跌伤。）
不该凋谢的花朵二：女，17岁，因“咽喉疼痛1天，加剧并吞咽困难6小时”于凌晨3医院急诊科就诊，由毕业不足2年的妇幼医士接诊。查：神清、咽充血、声嘶。初步诊断：急性咽峡炎收急诊室留观治疗。先予葡萄糖＋清开灵，后给葡萄糖+先锋霉素＋地米（激素）静脉点滴。4时45分，患者用手示意胸闷，不能言语，继之出现烦躁不安，呼吸困难，值班护士即通知医生进行处置，并请内科会诊，此时呼吸停止，即刻用18号针头行环甲膜穿刺（环甲膜是构成气管的环状软骨和甲状软骨之间的软组织，用大号针头经颈部皮肤刺进去，就到了气管腔里，这样空气可以通过针头进入气管），静脉注射呼吸兴奋剂和人工呼吸等进行抢救，4时54分患者心跳停止，血压为0，请麻醉科行气管插管，同时行胸外心脏按压，静注阿托品等抢救无效，于5时宣告死亡。死后35小时尸检。
尸检：患者因急性咽喉炎致会厌水肿、急性喉梗塞引起呼吸衰竭而死亡。（会厌是在喉腔上方的一个像一片小树叶一样的弹性软骨，平时直立，开放气道；吞咽时，往后倒，盖住喉腔，以免食物进入气道。当它因炎症水肿体积增大时，就会阻塞气道的开口。依患者的临床表现和尸检结果，患者应诊断为急性会厌炎，会厌水肿。
急性会厌炎是喉科急重症，其特点是：起病急骤，病情进展迅速，治疗上应予快速有效的抗感染、激素等药物治疗，当出现呼吸道梗阻时应立即行气管切开解除气道梗阻，维持呼吸道通畅是急性会厌炎的基本治疗原则。
而该例的主诊医士因技术水平低，临床经验缺乏，对急性会厌炎的认识不足，只按一般咽炎治疗，未能首选强效抗生素及激素冲击治疗，迅速控制病情发展；当出现呼吸困难、呼吸道梗塞时又未能采取关键性抢救措施：立即行气管切开以改善通气状况。（因为会厌充血水肿体积增大阻塞气道开口，会因气管插管困难而延误抢救时机。）患者在呼吸心跳停止后，仍未及时建立有效的呼吸通道，心肺复苏不能成功，患者死亡。
医院在急诊管理制度上也存在严重不足。（安排低年资妇幼医士在急诊科一线值班），应承担医疗行政管理上的责任。
鉴定结论：一级医疗事故。
（小姑娘是重点中学高二学生。品学兼优，因冒雨参加运动会诱发咽喉部炎症。）
当我敲击键盘打出以上文字时，除了惋惜心痛，那笃笃的键盘声就像警钟，告诫白衣人。人性人格人品责任技术，在一个个宝贵的生命面前，你准备好了没有？
最后诊断(九)
王寒生
因为都提前看过本例切片，所以一会就看完了，意见是一致的：周围神经组织来源的恶性肿瘤。（当时，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竟有点失望。）可是，在恶性程度的判定上，却有分歧：镜下见，肿瘤细胞的分化较好（就是说比较接近其来源的正常组织），所以恶性程度比较低。如果是低度恶性的，依据肿瘤手术的原则“两个最大”：最大限度地切除病灶，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正常的机体结构和功能。那么就本例来说，非行髋关节离断？高位截肢不可吗？在术式的选择上，是否有过度之嫌？但鉴定组里的骨科专家认为，该患者做了两次手术，第一次做的局部切除，切除两个月后又复发，所以，尽管组织学分化较好，但生物学恶性程度并不低。按肿瘤的治疗原则，应该行关节离断术。而且事实证明，这个方案是正确的，不然病人不会存活至今……
不一会儿，我根据发言记录整理出了鉴定意见，组长Z老师又做了些措辞上的修改，就读给大家，听了，没什么意见，就正式填写在鉴定书里，最后鉴定结论是：不构成医疗事故。然后参与鉴定的人挨个签名。L处长进来，收起了鉴定书，又说了些感谢的话，就宣布散会了。
这时Z老师站起来，说：“先别走，咱们关起门来说几句话。”于是大家又重新落座。“是够不上医疗事故，但是，有没有疏漏的地方？”大家都不吭气，在医疗这个行业里，有太多的同学关系，校友关系，师生关系，协作关系，转诊关系，按法规要求回避的是具体的当事人，而根本无法回避的是这个群体。今天你去鉴定别人的事，明天就有可能别人来鉴定你。在高风险的医疗工作中，谁又能保证万无一失呢？“都没发现？小王，你说！”“没有看到第一次手术的术中快速病理诊断报告。”我说。医方代表说：“医院搬了几次家，丢失了。但诊断结果，病历上有记录。”“第一次如果是恶性的，为什么要单纯切除？”。“如果恶性程度很低，为什么非要关节离断？”“关节离断从原则上讲，是没错，可是，应该再多替病人想想”。
最后诊断(十)
王寒生
Z老师语重心长，又说了很长一段话，他自己说是题外话，但那些话深深地教育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医学，准确地说应该是临床医学，是直接为人、而且是生了病的人服务的一门高科技学问。因此它就有了‘高科技’和‘为人服务’的双重属性。你是医生，你掌握着医疗科技，但是要站在病人的立场上，为病人考虑最佳诊疗方案，既然是为人服务，而且是为生病的人服务，就必须充分体现对人性的关爱、对人格的尊重。医学应该增加人文精神，你们都是教授，不仅要教学生细胞、病毒，也要教学生‘医生当有割股之心’；对医生的考核、晋级、奖励也应该不仅看他会不会写论文，外语水平，还要看他能不能很好地为病人服务。对不对？”
“病人对医生最经常的抱怨是：我的话还没说完，你（医生）的药方已经开出来了。是不是？”“比如，这病人做过胃镜检查，确诊是胃溃疡，幽门螺杆菌阳性。处方是质子泵抑制剂、H2受体拮抗剂还加上抗幽门螺杆菌的三联疗法，药方对不对？对，治疗应该有效。但病人还想知道的是：生这病还能不能吃辣子？会不会变成癌？你就光知道低头开药，他的问题没解决，能满意吗？”“现在，医疗的过程被‘物化’了，甚至形成了流水线式的作业，稍复杂些的病，首诊的医生只管开各种检查的单子，检查部门自然只管抽血化验、拍片、做超声。等到凑齐了这些报告，可能又由另外一位医生复诊，再补充检查。也不问问病人这几天发热不？进食了没有。一个医生，必须有整体的眼光和宁静的心灵。临床工作有三条基线：心路清晰—心地善良—心灵平静。你们回去都好好想想，走，回！”
走出会议室，傍晚的太阳还是余热灼人，别人或私车或公车，匆匆道别后绝尘而去，很快消失在都市的车水马龙中。Z老师推着自行车，他说又环保又健身。“你呢？，怎么回？”“Z老师，您先走吧，我要去北大街二附院。”在那个炎热的六月的黄昏，我心急火燎地要去看望一个病重的同学，他是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却因肝病濒危，他叫永生却英年早逝。
猪怕撞